边疆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稳固与否。治理有力则边疆安宁，边疆安宁则中华民族共同体牢固。普洱地处云南西南边陲，与老挝、越南、缅甸接壤，是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前沿窗口，也是各类风险挑战交织的前沿阵地。新时代边疆治理的着力点，不仅在于维护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更在于通过高质量治理把党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动力。自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以来，普洱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表明，只有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才能让各族群众在共享安全、共享发展、共享幸福的过程中，真正增进认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提高治理效能，要突出政治统领。党的领导是边疆治理最根本的保证。普洱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边疆治理全过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警民合力共建的治理格局，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边境村寨，党组织延伸到每一个基层单元，确保党的方针政策落地落实。政治上的有力统领，使各族群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心同向，形成了稳边固边的强大合力。这种政治效能，最终落脚到增强对国家、对民族、对党的高度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

提高治理效能，必须强化思想武装。边疆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思想统一才能步调一致。普洱创新运用“村寨讲习班”“民族团结大讲堂”等平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通俗化、民族化、生活化的宣讲，理论武装真正成为群众的思想共识。思想上的统一带来了情感上的贴近，推动边疆各族群众把个人追求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把家庭幸福与民族团结紧密结合，把文化多样性与价值趋同紧密结合，从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高治理效能，发挥组织凝聚作用。边疆治理需要的是系统合力，而组织体系是实现合力的根本。普洱不断健全边境村寨党支部与边防派出所、驻军部队、口岸管理部门的联建机制，把党政军警民力量编织成严密的治理网络。与此同时，注重发挥社会组织、青年志愿服务队、民族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使基层治理更具活力。组织力的强大凝聚，使边疆治理具备了整合资源、应对风险的能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治理的温度和效能，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日益增强。

提高治理效能，还要依靠优良作风。干部作风是群众感知党和政府最直接的窗口。普洱把转变作风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突破口，推动干部深入村寨、走进农户，倾听群众心声，解决实际问题。边疆治理成效能否获得群众认可，关键在于干部是否真心实意为民办事。普洱通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作风之实换来群众之心，群众的认同进一步汇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感基础。

提高治理效能，需要纪律监督保障。边疆治理面临多重诱惑和挑战，必须以铁的纪律护航。普洱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基层纪检监察力量，把监督触角延伸到边境治理一线。对口岸管理、边贸合作、民族事务等重点领域严格监督，对腐败和不正之风坚决零容忍。纪律的刚性约束，既维护了治理公正，也提升了群众的信任感。群众对治理越有信任，就越会自觉投身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去，让纪律效能转化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支撑。

提高治理效能，必须依靠制度的长效作用。边疆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用制度来固本培元。普洱不断健全民族事务治理制度和边境管理制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智能化。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提升治理精准度，通过政策倾斜保障边疆群众发展权益，通过基层立法试点回应边疆实际需求。制度的完善使治理更加公平有效，各族群众在制度公平中增强了获得感和归属感，这种制度认同最终汇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力量。

提高治理效能，更要保持反腐高压。普洱始终坚持“零容忍”，严肃查处涉边腐败和涉黑涉恶问题，净化政治生态。通过反腐净边，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清明的政治生态不仅提高了治理效能，也赢得了群众对党的信任，这种信任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坚实的民心基础。

从整体来看，普洱边疆治理效能的提升，已经展现出显著的综合效应。政治上，党的领导深入人心，形成强大的政治共识；思想上，理论武装扎实推进，凝聚广泛的思想共识；组织上，体系严密高效，汇聚多元的治理合力；作风上，务实清廉亲民，赢得群众真心支持；纪律上，铁腕监督护航，树立制度权威；制度上，公平高效长远，增强治理信任；反腐上，铁腕肃贪净边，凝聚群众信赖。这些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最终统一到一条主线上：让普洱各族群众在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奋斗中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高质量边疆治理效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过程中的附带结果，而是最终落脚点。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普洱将继续以更高的治理效能，汇聚起更强的共同体力量，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深深植根于边疆大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普洱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构建边疆治理“四位一体”的社会共识及其生成机制研究》（23XDJ019）的阶段性成果；陶磊 作者系博士后、云南财经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