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档案看普洱

翻开厚重的史册，指尖仍能触到记忆的余温——那是时光本身的味道。

一篇篇文献，载下马帮蹄印与茶香；一张张褪色的照片，浮起百年茶山的雾气；一幅幅泛黄的图表，让民族纹样在纸面悄悄呼吸。

档案从不说教，它只是沉默地收藏：驿站被踏过的温度、老宅里斑驳的光影、每一片茶叶苏醒的春天。

今天，我们邀请你轻轻捻起这些被岁月合上的页码——

循着最诚实的纸纹，走进普洱的骨骼与肌理，在故纸的呼吸之间，触摸一座城的温度与年轮。

本期，让我们一起踏上跨越时空的“茶马古道”，探寻深箐中遗落的蹄印，倾听赶马人后裔口中传唱的赶马调，品味因古道而兴的边地烟火。这条路，关乎坚韧，更关乎连接。愿我们一同在历史的回响里，照见前行的智慧。

（AI图片）

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以茶换马为核心的商贸通道网络，覆盖滇、川、藏等区域，辐射至南亚、东南亚。近日，美国《纽约时报》发布2026年“52个最值得去的地方”榜单，云南凭借“千年茶马古道因现代旅行方式焕发新生”成为中国唯一入选地。

在这条千年茶马古道上，以普洱为起点，依托普洱茶资源，沿线古镇、村寨串联起以产销普洱茶为鲜明特色的秘境线路。它蜿蜒在苍茫群山之间，穿行于雪山河流之畔，联结着中原与边疆，见证了盐茶互市的商贸繁荣，承载了烽火岁月里的家国记忆，更沉淀了各民族“一心一德”的深厚情谊。从《蛮书》到《普洱府志》，历代文献资料记载着普洱茶马古道的传奇故事，使我们至今仍能触摸到那些深藏于山岭之间的文明印记。

历史上，普洱茶马古道与当时普洱地区（与后文中“思普地区”范围大致相同）的盐道交织重叠。盐道的发展为茶马古道的形成与繁荣奠定了基础，二者在历史脉络上相互交织，形成了“盐茶互补”的贸易体系。《普洱府志》记载：“威远（今景谷）、普洱（今宁洱）产盐，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阐述了清代之前普洱地区“盐茶立府”的经济基础。

1、唐代雏形期

唐代饮茶之风日盛，茶叶逐渐进入藏区及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银生城（今景东）及其所辖地区为南诏六大节度之一，唐代樊绰《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山。”银生城及其所辖地区是滇南茶叶的核心产区。南诏通过“铁桥古道”（今丽江至香格里拉）向吐蕃输出茶叶，换取马匹与战略物资。唐玄宗时期打通了“弥宁道”，每年春季，大量藏族商贸马帮涌入银生府等地区采办茶叶，同时沿途销售藏区的药材、金银器皿，普洱地区的商贸活动开始兴起。据《蛮书》记载，当时的威远城（今景谷）内有盐井百余所，表明普洱地区在唐代已有较为发达的盐业生产，为了运输食盐，早期的盐道也逐步成形。

2、宋代发展期

宋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然而这些地区的部分牧民将铜钱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边疆的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宋朝专门设立了茶马司，其职责为：“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藏族等少数民族需用茶解毒去病、解油腻、助消化，对茶叶十分依赖，所以茶叶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西南地区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北宋后期，普洱茶也从“散收无采造法”转向紧压茶制作，沱茶开始出现，以适应长途运输需求。

3、元代成形期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征讨云南，灭大理国后在云南设立74处马站、4处水站，补充完善驿道网络。驿道与茶马古道高度重合。同时期，盐作为另一种重要物资，其运输也依赖于官方驿道。据《元史·食货志五·茶法》记载，元廷在金齿（今保山）设“茶局”管理跨境茶叶贸易。元时云南至缅甸、越南的驿道得以开通，使得普洱茶远销东南亚，此时的驿道贸易功能逐渐实现多元化。

4、明代兴盛期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在今普洱市景东县设板桥驿、景东驿，负责驿递公文，成为明代普洱与周边地区的重要交通运输通道。明朝恢复了宋代的茶马互市政策，并设置茶马司，其核心职能是以茶易马、管控边贸、巩固边疆，应对西南土司叛乱及吐蕃威胁，通过茶马贸易换取战马，同时以经济手段笼络少数民族，并将茶马司与卫所、屯堡结合，形成“以夷制夷”的联防体系。同时期，盐业生产持续发展，盐道的运输网络进一步完善，普洱地区的盐道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每条线路设置驿站、马店，形成了完整的运输体系。

5、清代繁荣期

普洱茶马古道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各茶产区的茶叶通过千百条小路汇集到普洱，在这里加工包装后运销各地。《普洱府志》记载，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设普洱府，并在普洱（今宁洱）建立了清贡茶厂，负责采办贡茶。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普洱茶名震京师，清政府题准征茶捐，当年发出“茶引”三千引（担）。同年，普洱成为滇西南茶叶交易中心。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清政府设思茅同知，并在思茅设立总茶店，茶叶归官府收售，将新旧茶商驱逐出境，规定客商不能直接进山收茶，只能在“总茶店”交易茶叶，纳税后方可运出思茅，当时思茅成为普洱与西双版纳各大茶山之间的中转站。清廷将普洱茶列为贡品，并纳入《贡茶案册》作为皇家专用茶。据《普洱府志》记载：“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普洱茶因被朝廷列为贡品，茶的品质得到皇室背书（政策支持），这种皇权加持直接提升了普洱茶的品牌影响力。同时，清朝贡茶制度对普洱茶的采摘、加工、运输等环节进行了严格规范，这些规范为后续品牌标准化奠定了基础，贡茶制度也促进了普洱茶的国内外传播。道光年间，思茅至昆明古驿道逐步铺设了石镶路。据《滇南杂记》记载，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进一步加强了对盐茶贸易的管理，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征收茶引税、盐课银，规范茶盐交易流程，采用“官督商销”模式，茶盐专卖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茶马古道沿线形成“以茶易盐、以盐养路”的经济循环。

茶马古道上，各民族通过贸易互动促进了文化交融，体现了开拓冒险精神以及对文化的尊重与包容，这种共生关系使古道成为民族融合的走廊，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集体认同。（本版内容由普洱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