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2年，日军进犯云南边境，思普地区（今普洱、西双版纳一带）成为西南抗战前哨。当地佤族、傣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了著名的“佤山抗日自卫总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于1945年3月收复了佤山“十七王地”，继滇西抗战之后又一次将侵略者赶出了国门，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佤山抗日自卫总队的抗战实践与民族觉醒

抗战背景与佤山根据地的建立。1942年5月，日军从缅甸入侵滇西，并多次轰炸边境城镇。中共中央南方局为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派遣《新华日报》记者江枕石以商人身份进入澜沧县，联合早期地下党员李晓村、进步人士尹溯涛等，深入佤山边境的勐茅、敢散等佤族部落考察，计划依托爱国人士罗正明的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罗正明时任澜沧县保安大队长，其领导的澜沧县保安大队成为组建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为争取佤山各族支持，罗正明率队与西盟佤族土司代办李扎体达成抗日共识，共同“喝咒水”立下盟誓。1944年，罗正明在允恩召集佤山十七王及大小头人千余人，举行盛大的“剽牛盟誓大会”，以传统仪式宣告团结抗日的决心，各族头人共同签署盟书，承诺“誓死抗击日寇，永不反悔”。

战斗历程与边疆抗战贡献。1945年3月下旬，佤山抗日自卫总队发起全面反攻，兵分三路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中路军由罗正明直接指挥，进攻满象。满象头人调集群众配合自卫队，日军闻风而逃，自卫队未经过大规模战斗即收复该地，并形成对班阳之敌的东北夹击之势。南路军从孟连跨越南卡江，攻下班散、中弄、南亢武等据点，将日军逼退至班阳。班阳土司率群众配合自卫队直捣敌指挥中心，迫使日军溃退至滚弄江以东。北路军由刘亚南率第五大队从勐董出发，收复蛮国、班洪、班弄后，集中兵力攻克日伪军指挥中心新地方。经激战，北部日军全部被驱逐至滚弄江以西。至5月底，自卫队收复澜沧江边境及中英未定界佤山南部地区，将日伪军全部逐出滚弄江以东，光复了被侵占的十七王地南段未定界佤山区。

这是党的民族政策与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佤山地区实施“政治开发边疆”方针，以民族平等、尊重习俗为核心，构建边疆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边疆开发与国防建设相结合；其次是团结上层精英和地方势力，形成以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抗日力量；第三是尊重民族传统习俗，通过“剽牛盟誓”“喝咒水”等佤族传统仪式强化政治动员。

二、少数民族抗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民族认同与国家意识的交融。其一是传统仪式的现代转化。佤族“剽牛盟誓”“喝咒水”等仪式原本用于部落内部结盟，1942年罗正明组建抗日武装时，将其转化为团结多民族抗战的政治动员方式。1944年允恩剽牛盟誓大会上，佤山十七王及头人通过传统盟誓形式，将“誓死抗击日寇”上升为对国家主权的捍卫，使部落盟约与抗日救国目标深度融合。其二是历史记忆的传承强化。佤山抗日武装在战斗中延续盟誓传统，1945年三路反攻战役前，部队与各族群众举行“喝咒水”仪式，将军事行动与“守护国土”的国家使命相结合，强化了边疆民族对“中国人”身份的集体认知。

抗战实践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强化。佤山抗战推动了边疆民族从分散的部落联盟向统一的国家边疆保卫者转型。其一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重构。佤山抗日自卫总队以佤族为核心，整合拉祜族、傣族、傈僳族等17个边疆部落武装，形成跨族群的军事联合体。其二是政治认同的层级跃迁。通过“以商养战”策略，罗正明组建马帮商队拓展边疆经济，使佤山民众从自给自足的部落经济转向参与国家边疆贸易体系。其三是多元一体的制度实践。1951年普洱专区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普洱26个民族共同签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到底”的誓言，标志着边疆各民族从“部落自治”全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多元族群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性整合。实践表明，尊重民族文化传统与强化国家政治认同的有机统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民族团结的历史实践与当代启示。佤山抗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历史实践表明，边疆治理需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共同繁荣进步为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新时代边疆治理指明了方向——既要守护“共守祖国疆土”的安全底线，更要通过“共建美好家园”的发展实践，让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精神相依、命运与共。因此，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不仅是文化符号，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疆治理制度创新的标志。

三、赓续抗战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生性。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中华民族”从文化概念升华为政治共同体，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质特征。抗战精神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中国共产党通过民族平等、团结抗战的政策实践，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保障，实现政治实践中的共同体制度化。

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向建构。一是抗战精神中的“家国情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与共”构成价值传承的连续统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民族平等政策，将各族群众的生存需求与民族解放目标相统一。新时代则通过脱贫攻坚、兴边富民等工程，将发展成果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支撑，二者均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充分体现与抗战精神“血战到底”斗争意志的价值统一性，并最终转化为新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底线思维。二是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多元一体”的治理逻辑，则为多民族国家破解“认同危机”提供范式参考，即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抗战精神中“团结御侮”的民族叙事升华为全球治理的伦理准则，既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自决”等西方话语的超越，又为边疆地区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价值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从根本上揭示了抗战精神与民族复兴的内在关联。在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唯有将“团结基因”转化为制度优势、发展动能、文化符号，才能更好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历史记忆向治理效能的跃升。

（作者单位：普洱市委党校）